被盯著的登山者們：登山政治學

©BERNADETTE MCDONALD 2011｜繁體中文版 © 臉譜出版 2021

登山政治學Climbing Politics

此刻，重點是將生命賦予萬物。讓疑問鮮活起來。也許，之後，在遙遠未來

的某一天，慢慢的，甚至連你都沒察覺，你就開闢了通往答案的道路。

─萊納．馬利亞．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給青年詩人的信》（Letters to a Young Poet）

在波蘭，做一個登山家絕非易事；儘管這國家總愛吹噓它多采多姿的悠久登山歷史。早在一九二四年，波蘭的登山家就在策畫攀登聖母峰1與K2峰。這時，這國家還在舔舐與布爾什維克蘇俄血戰後的傷口。愛國情緒高漲，一九三○年代，波蘭人建立專屬的山岳俱樂部。即便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個俱樂部依舊勉力運作。一九四九年史達林政治系統接管，情況為之大變。蘇聯倒沒有全面否定登山，只是改弦更張，認定登山是一種個人經驗，含有「小資產階級逍遙山岳的餘毒」，於是轉交宣傳機器壟斷，操作為集體奮鬥的成果。定位調整最直接的衝擊就是限制攀登塔特拉山脈。登山者被迫躲避邊界巡邏員，或者提出研究調查申請。這種策略不大容易成功。波蘭人天生反骨，只要逮到機會，就一定會擅闖禁地。

赫魯雪夫與哥穆爾卡（Władysław Gomułka）2主政，政治氣氛略略鬆弛，鼓勵山岳俱樂部進行改革，但限令依舊繁複。鐵幕在一九五○年代中期對外打開一條門縫，登山家立刻蜂擁往西─挺進阿爾卑斯山。他們渴望趕上西歐同好的登山技巧，儘管資金嚴重不足，但他們還是席捲阿爾卑斯山周遭，克服諸多艱險，攀登好幾座難以跨越的高山，讓人眼睛一亮。一九六○年代初期，他們盯上興都庫什山脈（Hindu Kush），山勢參天、容易接近、費用低廉，集諸般好處於一身。隨著波蘭真正民主化的期盼落空，登山家放棄在祖國發揮潛能，開始朝國界外眺望，試圖規避日復一日的煩悶與單調。

諷刺的是：讓他們悶到幾乎窒息的政權，竟然提供他們奔向自由的門票。中央政府很樂意批准他們去海外登山，在國際揚名立萬，光彩收歸祖國波蘭。

當時登山界的主流思維建立在全面性的古典模式上：不只登山技巧，對於登山歷史、文學、藝術與傳統，也要能全面掌握。孕育與時俱進的登山文化，精神搖籃並不在華沙的山岳俱樂部辦公室，而是在塔特拉山脈「海洋之眼」（Morskie Oko）3周邊的小木屋。在白日漫長征程後的燭光之夜，口述傳統萌芽滋長。這是一個充滿故事、歌唱、夢想與激烈辯論的地方。這是一個登山家感受到自由的地方。

出征海外的登山家固然感受到掙脫藩籬的喜悅與暢快，但隨之而來的，卻是非成功不可的壓力。在這種心態下，登山家扎實的訓練、絕不放棄的堅持、在極端環境下幾近自虐的抗壓力以及強烈的浪漫英雄色彩，諸多因素相互激勵，造就了豐碩的成果。

登山已然演進成為一種休閒活動，各個階層都可以來嘗試一下。不久之前，登山家還自認是波蘭社會中的一種次文化。二十世紀前半，被視為波蘭登山界的靈魂首腦、山岳作家史沙潘斯基（Jan Afred Szczepański）曾經寫道：「登山並不是人生的象徵或者詩意上的隱喻─登山就是人生本體。」

關於登山家的流言四竄。登山家的生活很舒坦，到國外旅行冒險，還可以暗地裡搞些買賣，狀似有利可圖，吸引越來越多人加入山岳俱樂部。諸多俱樂部終於在一九七四年整併成為波蘭山岳協會，卻因此引進更多的官僚習氣、繁文縟節。每個登山者都給發放一張官方卡，標明此人能在何時、何地登山，幾乎等於執照。在一九七九年前，在波蘭，活躍的登山者共計兩千四百人。俱樂部倍數激增，大學社團也來湊熱鬧，自立門戶，成立專屬組織，想以大學生的「運動項目」為名義，搶食中央政府預算。

最重要的突破之一，是一九七○年代創設的「青年社會行動基金」（Fund for the SocialAction for Youth，FASM）。基金成立的目的是讓年輕人有機會，以較低的稅率多攢點零用錢，去買家具等必需品。為了保持某種控制，就得在官方認定的俱樂部打工，才能有享受較低的所得稅率。波蘭山岳協會（以往的登山俱樂部，現在都改成這個名字）只要公開宣稱自己是「社會主義組織」，就被視為合法打工的俱樂部。登山者將他們微薄的收入存起來─不是為了家具，而是出國遠征！

俱樂部成為這個國家中的微型社區。人們不只在俱樂部裡工作，也是為俱樂部工作。他們把閒暇的時間用來跟俱樂部裡有相同興趣、類似見解的人廝混；不關心怠惰失靈的環境，放棄職場生涯的任何期待。他們將尚未實現的夢想與飽受壓抑的能量，釋放在對於山岳的熱愛與冒險的期待上。山岳成為他們的庇護所，讓他們逃避日常生活，實現自我，創造有意義的人生。在山上，歐威爾式（Orwellian）的監視不再管用；可以回復極權政權建立前的原則─所有登山家共享的價值觀。越成功的登山家，越善於內省，發展自己的意識形態與文學表達方式。

幾年之內，波蘭就成為喜馬拉雅登山界的霸權，當局愛死了這種尊榮感。政府宣傳機器利用登山家的成就；有成就的登山家也學會利用宣傳機器。最頂尖的的登山家得到獎章、獎牌。成千上百的人只想揮灑難得的自由，在世界屋脊上，隨意流浪。

但是登山界卻得面對越來越尖銳的道德兩難。絕大多數的登山家都反對政府，一九八○年代初期，多半還加入相當活躍的團結工聯運動（Solidarity Movement），試圖將民主制度引進波蘭。同時，他們又深受中央支持的誘惑，被迫加入俱樂部，公開宣稱他們是社會主義者。當局密切注意他們，監視他們的一舉一動，吸收他們兼任間諜。有的人接受了。弗次瓦夫登山家亞列克．利沃夫（Alex Lwow）素來直言不諱，他形容這種行為是「表面順從官方宣傳的基調，骨子裡，只是想汲取當局的資源，從政權手裡拿好處」。安德烈．扎瓦達深諳世故，為這種策略辯護，宣稱西方登山家也有合作伙伴，兩者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他們還把贊助者的商標縫在衣服上。當時的波蘭登山界始終瀰漫一種集體的罪惡感，好多登山家指責這種行徑是「沾上」極權國家的「糞土」。

儘管有這種道德上的角力，攤在波蘭登山家面前的選擇其實很簡單：要麼，接受政府資助；要麼，乾脆別爬山。他們選擇了爬山。他們爬得越多、表現得越好，登山運動就越讓人感到敬畏。

本文選自 臉譜出版《 攀向自由》一書。

波蘭的登山風潮在二〇、三〇年代就出現；後來二戰結束，共產政府從五〇年代中期開始鼓勵登山文化，希望藉由登山家在國際揚名，為祖國爭取光采與名聲。登山家們為了追尋自由，選擇與政權共生共存；但經濟蕭條使得登山設備幾乎無從購得，於是他們透過各種手工、從事苦力換取設備及登山的金援。本書紀錄波蘭登山的黃金年代；從攀登看見整個時代對自由的渴望、人性的堅韌，以及淵遠流長的哲學思想。

◎書籍資訊：https://pse.is/3aaaw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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