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大家生活在台灣，卻產生完全不同、甚至是非常對立的族群，看起來好像化解的可能性都沒有，怎麼解釋這樣的現象？」

一位社會學退休教授、長期參加台灣獨立運動的外省朋友如此回答：「您的問題很嚴苛，這問題的凝固主要是因為外力，而由美日中的影響所造成。我的設想是：習近平如果揮軍打來，這問題自然化解，可是他不肯；或者美國宣布台灣獨立，可是他不敢；或者日本宣佈保護台灣，可是他無能。所以情況就僵住了。」

以上對話在台灣幾近瘋狂全民運動的總統大選中，頗有禪宗的機智風格，而在台海風雲密布的氛圍中，又有著卡繆處於阿爾及利亞危機時產生的「異鄉人」心境。齊克果說：「焦慮不安是人類的基本狀態，源於人類特有的自我意識，不只提醒我們面臨著最終的死亡，更渴望追求不朽的意義。」因此，當我們嘗試詮釋與舒緩社會長時期存在的族群、政黨間不斷的紛爭而產生的焦慮不安，我們真實的願望是渴望安全與光榮。但我們反射性地將所有問題與錯誤都歸於「他者」，也就是現狀的破壞者與理想的出賣者，並盼望著偉大領導者與救贖者出現。

這不代表我們沒有機會跨越深淵，到達彼岸。可是由於這個時代變化無常，族群與國家間相互認知中的非理性成分難以去除，集體性盲點就將持續地存在與進行。因此，舊的深淵尚未撫平，新的壕溝又開始出現。

戰後從大陸來台極少數的「托派」學者鄭學稼在其經濟史的譯著中說：「歷史證明，大制度在一段期間內，有它的用途與它的相對正當性。」又說：「近代的經濟理論，不是普遍的真理，當其所假定的條件不存在時，它們就不是真理了。」這是說，過去與現實中的政治、經濟制度有其用途與正當性，然而當所假定的條件變化時，制度性的因應將非常困難；而人宥於被教導的、既定的真理，難以適應新的環境變化，而執著於代表過去真理的符號，否則心理上與精神上將出現嚴重失衡。由此，群眾對新出現的領袖要求他堅持過去的真理，而新領袖若要走出危境卻必需找出新論述與路線。

台灣處於兩岸與國際關係的洶湧波濤中，將是一盤僵局，還是一盤和棋，甚或是終將棋盤上的棋子抹去，而重新立定的一盤新局？其實由我們自身的認識、意志與選擇，是可以有主動的條件，在看似無解的難局中找到活路。筆者認為，百年來台灣與中國的互動，必然汲取教訓，避免毀滅，而終將走上良性與康莊的道路。（作者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