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與納粹,1936,柏林奧運的夏天,Nazi,Jews,Crazy Summer 1936 Berlin Olympic

美國職籃雜誌

文/古硯偉
「如果一支美國隊中,連一個猶太人都沒有,是不是代表美國還沒到柏林,就已經向納粹低頭了?」,1936年,記者問到代表環球影業(Universal Pictures)出賽的猶太後衛包爾特(Sam Balter),為什麼不參與猶太抵制奧運,包爾特回答道,他成為當時美國唯一拿下金牌的猶太人,同時,也寫下小人物對抗大時帶的傳奇篇章。

那跨入新時代的納粹奧運會
1936年,奧運會在德國柏林舉行,這一屆的奧運會對於全世界留下太多傳奇色彩,當時正值一戰結束,納粹執政的德國迅速從戰敗國中重新站起,同時也象徵奧運會踏入全新紀元。

1936年的奧運會對於全世界來說,可以說是改變世界體育格局的歷史性一刻,第一次世界大戰身為同盟國的德國,走過威瑪共和時期短暫榮景之後,經濟跌入谷底,全國失業率超過30%,直到1933年納粹上台,透過發展工業和一連串政策,全國失業率降到只剩下5%,經濟成為同期國家之最,再次躍升世界強權之列。

1936年柏林奧運,正好成為德國展示重建國力的最佳時機,德國元首希特勒(Adolph Hitler)為了柏林奧運,建造一座十萬人的主場館,光是參賽選手就是上一屆洛杉磯奧運的三倍之多,同時第一次奧運會進行電視轉播和第一次有開幕表演儀式,現在每屆奧運會必備的點燃聖火,也是自1936年開始。

現在的奧運除了是體育競技最高舞台之外,更是政治力的展現,當年柏林奧運可以說是讓奧運會進入現代化的開始,這也奧運不僅被稱作是「納粹的奧運會(Nazi Olympics)」,同時也讓奧運充滿爭議,政治與體育交互影響,讓這屆奧運成為歷史上影響最深遠的一年。

雖然當時德國元首希特勒上台後對於柏林奧運並不感興趣,但剛時納粹文宣戰的靈魂人物,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Paul Joseph Goebbels),力勸希特勒將奧運作為宣揚「亞利安人優越論」的傳播工具,才讓希特勒對奧運態度改觀,更將柏林奧運擴大到史無前例的規模。

當時柏林奧運開幕,希特勒更在開幕式宣稱:「下一屆奧運將在東京舉行,德國將會用飛船送觀眾去日本加油,然後,之後每一屆奧運都要在德國舉行!」

這一屆奧運,同時也是籃球在當時堪薩斯大學總教練,也是籃球發明人奈史密斯博士(Dr. James Naismith)艾倫(Phog Allen)大力奔走下,從示範賽成為正式項目,但同時籃球也無心插柳,成為當時納粹種族政策最微妙的媒介。

當時美國各界對於納粹的種族政策反彈很大,尤其是猶太裔社區幾乎集體抵制拒絕徵召抗議,而80年前的籃球並不像是今日非裔美國人的天下,當時籃球還被認為是白人運動,而且猶太裔是當時籃球人才的大宗。

當時猶太人會成為美國男籃主力,與其移民背景有關,美國近代的猶太人大規模移民潮,大約發生在19世紀末期俄羅斯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被刺殺,東歐和俄羅斯發生大規模的反猶太迫害和屠殺,大約有275萬猶太人離開家鄉,其中光是從1880年到1915年左右,就有超過2百萬猶太人來到美國。

這批猶太人並非我們認知中的在美國東岸握有銀行和地產經營權的美國富豪,而是放棄家鄉原有一切,幾乎赤手空拳來到新環境的新移民,位於社會經濟底層,只能拚了命沒日沒夜的工作,這些移民的東歐猶太人成為當時美國19世紀工業化的主要勞動力來源,主要在波士頓、費城、紐約等東岸城市的工廠、成衣廠,期待下一代能有真正融入異國社會,同時讓整個家族翻身的一天。

當時剛到美國的東歐猶太人並不容易融入美國社會,常在各大城市自成一格,直到1920年代總人數突破3百萬人,就像今日的非裔美國人一樣,籃球不僅成為凝聚猶太社區的核心,當時美國共有超過兩百支大學籃球校隊,籃球獎學金更是當時猶太小孩想要上大學的最好途徑。

甚至當時因為猶太人考取名校的人數逐年增加,哈佛大學一度採取限制猶太學生的荒謬禁令,讓其他東岸大學雪城、哥倫比亞等名校也考慮跟進,而當時耶魯大學甚至因為禁止猶太人加入籃球隊,而讓當時學校男籃實力大幅減弱。

當時籃球還沒有今日的24秒進攻時限,常常拿到球過了半場就是兩邊拼命搓麻將的無聊比賽,最有效率的打法,就是趁對手還沒站穩腳步之前快攻得分,因此籃球在1930年代,紐約媒體甚至還為此發表研究,認為籃球是適合矮個子、速度快、平衡感絕佳、腦子專找偏門漏洞鑽的猶太人專屬運動。

其實這些特質加一加,對猶太人的貶義遠多過於褒,大概也不難想像那個年代美國白人自視甚高的老大心態,又為何來自東歐的移民會將籃球視為凝聚社區、族裔和集團意識的媒介。

而這些猶太人到了第二代,經濟和社會地位依然遠遜於美國其他白人族裔,更無法負擔高昂的高等教育學費,因此,體育獎學金就成為當時猶太新移民爭取大學教育機會的重要管道,而當時約在1930年左右,距離籃球發明已經有接近半世紀,幾乎全美一線大學都已經有籃球隊,籃球裝備簡單,只要有桶子就能玩加上適合社區孩童凝聚團隊意識的特性,剛好符合猶太社區需求。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征戰於當時美國最大的職業聯賽ABL,來自費城南部的費城斯伐(Philadelphia Sphas)隊名明就是來自於南費城希伯來協會(South Philadelphia Hebrew Association)的縮寫,陣中所有成員都是來自南費城區的猶太人,曾執教於該隊,也是日後天普大學男籃總教練的李特瓦克(Harry Litwack)就說:「當時每個猶太社區的街口電線杆,一定都綁著一個桃子桶,那就是我們從小到大的籃框,然後每個猶太孩子從小夢想就是加入斯伐。」

可以這麼說,籃球能在20世紀初期成功推廣,當時猶太裔球員的推廣功不可沒,這樣氛圍一直持續到1950年代的NBA開打後,當然,也包含了1936年柏林奧運會,希特勒已經在1935年頒布「紐倫堡種族法(Nuremberg Laws)」,正式且合法剝奪猶太人的德國公民身分,可以想見當美國猶太族裔碰上希特勒,當時激起多大的反彈,同時猶太社區也已經開始醞釀抵制隔年的柏林奧運。

當時美國籃球還以業餘和企業附屬的半職業體制為主,就連NBA前身BAA都還沒創立,當時美國有兩大籃球強權,分別是由西岸環球影業(Universal Picture)和來自堪薩斯的石油公司麥克法森石油公司(McPherson Globe Oilers),但兩隊都只效力於當時尚未演變為高中生舞台的A.A.U.(Amateur Athletic Union)聯賽。

當年美國隊得分王強森(Francis Johnson)說:「當初我們到麥迪運廣場花園(Madison Square Garden)打一場邀請賽,那是作為當時奧運代表隊得選拔賽,但其實我們球員早就被警告,堪薩斯到紐約旅費自付,要是我們打完錦標賽還選擇去德國,回家就準備等著失業了。」

而這些猶太人第二代,成為了當時美國男籃主力,雖然奧運成立的宗旨,是希望透過體育競技,消除政治與種族隔閡,但在納粹刻意操作下,卻完全悖離奧運精神。

小人物對抗大時代,1936年的荒謬嘉年華

其實美國一直是現代奧運重新舉辦之後最投入的國家之一,包含在1936年之前的十屆奧運,就有兩屆是在美國舉行,但當年美國猶太族裔的社區發動集體抵制奧運,寫下這屆奧運集結現代化、種族衝突的開端,同時,也成為小人物對抗大時代的縮影。

可以這麼說,1936年的柏林奧運是集現代化、政治化於一體的荒謬群體集化嘉年華,除了希特勒和長戈培爾無所不用其極的想證明亞利安人優於世界上其他民族,這也是國際奧會首任主席法國皮埃爾·德·顧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爵士,於1896年重新將古希臘奧林匹克帶回現代世界舞台之後,人生中參與過最後一場奧運會,但他也是納粹政權支持者。

而在美國,體育界的矛盾氛圍亦不惶多讓,當時歐美體壇高層,大都被右翼保守資本家把持,包含當時美國奧會主席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他是田徑和伊利諾大學出身的紐約地產商,雖然對於體育有無比熱愛,但同時更是保守勢力獨斷獨行代表人物,當時美國運動員還不是如今日的超級明星,收入與其他行業別無二致,因此握有大量金源的美國奧會對於選手權力地位,成為絕對的上對下關係。

當時美國由於猶太人是許多運動項目主力,因此選手和高層意見相當分歧,尤其選手抵制奧運聲浪很大,但布倫戴奇卻在前往德國考察之後,回美國宣稱,德國並沒有歧視猶太人,甚至希望藉由這次奧運會讓世界知道納粹仍讓猶太人在國內受到尊重。

當時美國尚未完全從1920年代經濟大蕭條中走出來,大多數美國人對於國際事務並不關心,真正關心歐洲事務只剩下美國猶太人關注歐洲猶太人的生存權益,也加深當時柏林奧運的保守右派資本家與年輕移民二代對立的特殊時空背景。

相較於日後的政治抵制奧運,1936年的時空背景更加「草根」,於其他國與國之間意識形態對抗不一樣,這是下而上,從基層發起的抗議行動,但布倫戴奇為首的美國奧會卻對於基層聲音不僅充耳不聞,甚至想要各方面強渡關山。

當時A.A.U.決賽後曾經舉辦投票,決定球員要不要加入抵制行列,但保守勢力早已知悉運動員下一步動作,最終投票以賽2票之差,抵制並未通過。不過當時是華盛頓隊創辦人,同時也是猶太人代表的羅森布魯(Eddie Rosenblum)說,「奧會的人至少推翻過4、5次投票結果,直到A.A.U.確定不會抵制為止。」

甚至當時A.A.U.總裁馬洪尼(Jeremiah T. Mahoney)為此還辭去執行長一職,前往西班牙準備組織投入從歐陸反對「納粹奧運」的運動,但最後卻因為西班牙陷入內戰而告失敗。

布倫戴奇一直是「政治歸政治,體育歸體育」的政治正確方針實踐者,他後來日後擔任國際奧會主席,同樣以此為號召,雖然成功讓奧運在戰後確保其國際運動會的指標地位,但在二戰當下,他的政治立場去無比朝保守勢力靠攏,在柏林奧運準備前,據說知悉希特勒政策的美國民眾,反對略占多數。

不能得罪納粹德國,成了當時布倫戴奇最高宗旨,但也是這樣的時空下,讓這次的奧會傳奇色彩更加豐富,為了不得罪納粹,布倫戴奇授意美國奧會盡量「減少」猶太人出賽機會。

日後布倫戴奇的日記曾這樣寫:「納粹反對猶太人的影響只能這樣理解,即如果你住在德國,在一些重要生意,猶太人控制著大多數生意而且制止非猶太人干涉,這些猶太人中許多出生身波蘭或俄羅斯,思想和其他德國觀念完全不同。如果德國仍然想保持為一個「亞利安」的國家,改變這些條件是絕對必要的。」

因此,原本美國在男子田徑400公尺接力項目,原本有兩名猶太選手葛里克曼(Marty Glickman)和史托勒(Sam Stoller)出賽,但當時美國穩操勝券,布倫戴奇不想讓希特勒難堪,臨時將兩人撤換成已經拿下男子100、200公尺和跳遠金牌的黑人短跑選手歐文斯(Jesse Owens),結果讓歐文斯單屆奧運會獨攬4面金牌,寫下前所未聞的田徑級世界紀錄,直到接近半世紀後,才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被田徑傳奇名將的劉易士(Carl Lewis)追平。歐文斯出現在奧運賽場,不僅象徵非裔運動員打破種族的開端,日後更被拍成電影《奔跑吧,人生(Race)》。

而當年另一個和歐文斯一起取代猶太人,登上美國接力隊的,同樣是非裔運動員的馬克羅賓森(Mark Robinson),是當年奧運男子200公尺的銀牌得主,同時也是被認為改變非裔運動員地位的MLB首位非裔球員羅賓森(Jackie Robinson)的哥哥。當年他和歐文斯一樣,被選進當年美國代表隊,他選擇踏上征途,是因為當年聽聞納粹德國想要證明亞利安人是全世界最優越的種族,他想親自驗證。

最後,他和歐文斯在全場納粹敬禮手勢中,包攬了100和200公尺的金牌和銀牌,非裔美國人當年在田徑賽場上拿下12面獎牌,其中9面是金牌,歐文斯一個人就包攬了4金,但德國人卻在報紙的漫畫上,把兩個非裔美國人,畫上了猴子尾巴。希特勒當時金牌戰在場邊觀賽,表情非常凝重,甚至賽後傳出他認為應該禁止黑人參加奧運,理由是「黑人體能違反常理。」

葛里克曼曾經強烈勸進教練,讓他和歐文斯一起組成男子400公尺接力隊,讓黑人和猶太人同場登台,一起打破希特勒對於亞利安人的優越論。葛里克曼日後回憶:「當時奧運會,納粹德國已經對於非裔運動員的表現感到非常尷尬,如果我們能和歐文斯組成接力隊,或許有機會能夠扭轉德國的看法。當然,我們永遠沒機會這麼做了。」

唯一的猶太人金牌

「其實我到現在,還不知道自己時的舉動到底是不是正確的?」,1980年,已經年過80的包爾特看見美國抵制莫斯科奧運時,回憶自己將近半世紀前的決定。

包爾特可以說是當時柏林奧運會身分最特殊的球員之一,他當時畢業於名門UCLA,畢業後就加入了環球影業,他當時也收到同樣警告,比起強森更敏感的是,他是當時美國男籃中,唯一在當時抵制氛圍中,第一個主動加入美國隊的猶太人,同時,也是在史托勒、葛里克曼被拔掉接力隊之後,唯一拿到金牌的猶太選手,更精確來說,是從希特勒手上接過金牌。

見證過1980年美國抵制莫斯科奧運的包爾特說,「與當時1936年相比,1980年的抵制行為根本微不足道。」

當年AAU決賽,環球影業44:43擊敗麥克法森,賽後,美國籃協公布了入選初步名單的七名球員,當中包含包爾特,記者問到他:「你會去柏林嗎?」包爾特不假思索回答:「當然,為什麼不去呢?」,記者對他的回答有點吃驚,繼續問到:「你不知道希特勒的政策嗎?」

包爾特沉默半晌,最後在拍團隊定裝照時,告訴那名記者:「我還是決定要去柏林,如果一支美國隊陣中沒有一個猶太人,那是不是代表猶太人還沒開打就像納粹低頭了?」

1930年代的資訊傳播不若今日,更精準地說,從美國輿論到美國奧會態度,甚至是猶太人內部意見,風向都不一樣,包爾特說:「如果當時你隨便路上抓個路人問他支不支持奧運抵制,他大概只會一臉狐疑問你,『你在說什麼』,即便當時美國奧會希望美國代表團成軍,並再三保證游太人不會受到歧視和不平等對帶,但其實社會氛圍是支持抵制的。」

包爾特當時在美國猶太族群中,受到很大批評,包含來自於猶太內部不支持任何來自納粹出於政治考量的善意,甚至是美國其他外部,這和當時二戰前世界歐洲對於納粹暗中支持,同時也反對猶太人的經驗相符。

當時德國民族主義風起雲湧,處處可見亞利安至上的思維,就連媒體報導都是,對於這些美國運動員的歧視,包爾特說:「他們雜誌上把我們畫成鷹勾鼻,然後想盡一切辦法醜化猶太人,我們當時只聽聞納粹對於猶太政策是如何,但真正踏進德國,才知道後來二戰當中納粹所做所為,都是有跡可循的。」

當時美國毫無疑問是全世界籃球第一強權,因此德國在籃球項目中也無所不欲用其極,想要削弱美國實力,祭出許多日後看來匪夷所思的規則,包含奧運會前,當時還名喚IBF(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Federation)的國際籃球總會,花了十一個小時開會,準備通過一條不准6呎3以上球員參賽的荒謬規定,當然這條規則最後被擋了下來,但另一條規則卻通過了,有7個超過6呎3以上球員的國家,必須內部分為兩小隊,同一小隊不得連續兩場比賽出賽,因此在當時冠軍決賽,包爾特未能上場。

包爾特回憶,當時除了規則之外,納粹其他部分也無所不用其極想把美國拉下來,包含當時他們一開始把籃球場設定在一個充滿泥濘和碎石的球場,最後一場金牌戰,甚至是在網球場架上兩個籃框,就當作是正式球場。

包爾特說:「納粹甚至不認為籃球應該是室內運動,他們的籃球甚至不是當時正規用的重量,而球打在濕滑的泥濘上,最後一場金牌戰,球場風大到我們不能出手,德國想盡辦法想讓我們無法站上金牌,他們的心態,其實就是把納粹組織和人員通通神格化,同樣反映在日後戰爭上。」

當年這支美國隊,可以說是夢幻一隊之前的夢幻一隊,即便有了重重規則限制,前面三場比賽面對愛沙尼亞、菲律賓和墨西哥,都沒有讓對手得到超過28分,甚至三戰總共只丟了61分,一路秋風掃落葉般,挺進冠軍戰。

金牌戰對手,是當時公認第二強權的加拿大,而美加兩國的對決,當時已經高齡74歲,在美國發明籃球的加拿大人奈史密斯博士,見證這一刻。但史詩對決背後,當時室外網球場下著大雨,包爾特說:「當時場上密佈無數水坑,我們和加拿大根本都沒辦法運球。」

但最後美國守住上半場15:4的領先後,最後19:8擊敗加拿大,包爾特成為當時奧運會中,唯一拿到金牌的美國猶太人。

包爾特說,他們到了德國之後,才發現自己成了納粹文宣戰的主角。當時納粹無所不用其極展示德國強大,從開幕遊行就展示接下來二戰的坦克和槍械,而當時球場休息室,就是他們日後的地下堡壘。

包爾特在1998年過世,當年那支和他遠征柏林的美國隊友,還包含中鋒魯賓(Frank Lubin),他當年奧運時結識剛獨立的立陶宛國家隊,日後被邀請前往立陶宛執教並代表立陶宛出賽,和一群美籍立陶宛後裔代表立陶宛出賽,奪下1939年歐錦賽金牌,他被尊稱為立陶宛籃球之父,同時也幫立陶宛紮下籃球種子至今,成為歐洲籃球風氣最盛行的地區之一。

日後,包爾特的孫女回憶,爺爺在他有印象中,還是以那年奧運金牌而自豪,並且曾經告訴她,「身為運動員,一輩子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奪下奧運金牌,然後刻在墓誌銘上。」

包爾特他退下球衣後,曾經擔任轉播員,記者,甚至曾經出演幾部電視劇,但看得越多,他回想,人生到最後反而越來越迷惘,當時堅持前往柏林想向納粹證明猶太人並不是低等種族,到底是不是對的?

無論是1936年,或是今日,體育歸體育,從來就只是個理想化的口號,但在體育沾染政治卻又想保持純粹,小人物對抗大時代的縮影,代價卻從來沒有減少過。

1980年,當時蘇聯入侵阿富汗,有人問到柏林奧運最具代表性的包爾特當年自己如何做出決定,他受訪時回憶:「我想這問題是沒有答案的,有人告訴我,代表猶太人能贏得比賽,這是讓納粹顏面無光最好的方式;但也很多人說,我讓猶太人丟進顏面,即便過了50年,我不斷和自己靈魂對話,仍然沒有答案。」

【本文摘錄自HOOP TW美國職籃雜誌2017年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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