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與攝影機2】拍紀錄片竟被栽贓成狙擊手 烏克蘭女導演：「俄軍說要割掉我耳朵」

對艾莉莎和許多烏克蘭人而言，烏俄戰爭並非始於去年。

2014年初，烏東爆發頓巴斯戰爭，烏軍與親俄的烏東民兵不斷交火，一般相信，莫斯科當時暗中支持親俄的烏東武裝勢力。同年，艾莉莎隻身赴烏克蘭東部頓內次克地區拍攝紀錄片，對象是烏克蘭前線志願部隊。當時她的男友、法國《解放報》記者史提芬（Stéphane Siohan，現為艾莉莎的丈夫）同在烏東工作，正忙於替報社供稿，2人分開行動。艾莉莎在一處遭親俄勢力控制的分離主義檢查站被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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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拍攝烏克蘭士兵，一名計程車司機就指控我是烏克蘭軍隊一員。我解釋，我只是在拍紀錄片。然後我就被囚禁了。」

「我男友史提芬知道我被囚禁了。因為我該回到他身邊，而我沒有。他意識到有事發生了。許多外國記者陸續知道我被囚禁，這可能救了我的命—關押我的人知道，國際媒體認識我。他們不能殺我。」

「他們認為我是狙擊手。他們甚至還打了我。我聽到他們討論：『好吧，她沒有哭耶，那她一定是狙擊手。』」

他們為何判斷妳是狙擊手？

「他們覺得每個『與烏克蘭人站在一起的人』都是狙擊手。」

「他們說我是狙擊手、是間諜、是納粹，同時也是一名負責回報火砲座標的人員。他們把一些印著座標的紙張塞入我包包，栽贓我是一名協調員，指控我負責為烏克蘭軍隊發送座標。他們試圖藉此『證明』我是一名軍隊火砲協調員。」

他們甚至還打妳？

「是的，」艾莉莎左腳用力踢向右腳踝，「他們這樣踢我。」

「至少10人，但動手的主要是2人。他們把我帶到行政大樓審訊，過程非常漫長。」

「他們拿走一切，包括我的手機、所有筆記。他們瀏覽我手機訊息，從對話紀錄得知有張SD卡在史提芬那兒，我聽到他們一直討論：該如何拿到那張SD卡？」

「他們從我手機發現史提芬的旅館地址。他們想衝到那間旅館，奪走這張SD卡。」

「我一直沉默。我需要時間思考：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他們從我手機訊息得知我爸媽住札波羅熱，恐嚇我若再不說出那張SD卡的下落，就去找我家人和男友，把人關進地下室。他們會想盡辦法折磨我們，例如割掉我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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