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語言不是失言或玩笑開過頭而已!

圖片來源:民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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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涵榆

豈是不懂事、玩笑開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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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一中近日傳出園遊會出現羞辱原住民的海報,雖然事件發生當下就緊急撤除海報,但仍有學生繼續霸凌班上原住民同學。事件在經民意代表披露之後,校長出面道歉,強調承擔一切責任,並加強校園族群平等和反霸凌教育。台中市長盧秀燕則只是出來打馬呼眼,弱弱地提醒學生幽默開玩笑要有限度。

令人遺憾的是,「靠北中一中」近日出現納粹圖像的貼文,「黑特建中5」也出現匿名的種族仇恨貼文,顯然族群仇恨的效應還在持續發展中。這些學生社群媒體貼文都需經過審查,恐怕不是疏忽所能解釋。這不禁令人聯想2016年光復高中校慶遊行出現納粹坦克、旗幟和敬禮儀式,一旁再配上「給他壓過去」的台詞。

同樣令人遺憾的是,根據知名網紅姆士捲的描述,4月20日在台中一家餐廳用餐,親眼目睹一群年輕男子聚會手拿納粹黑太陽旗拍照,慶祝希特勒生日。類似的情境事實上時有所聞,理髮廳懸掛納粹旗幟,甚至連綜藝天王吳宗憲就曾經以納粹集中營為主題的「惡魔島餐廳」,經CNN報導後,引起德國貿易處嚴重關切和全球猶太人抗議。

筆者強烈反對這些一切都只是「不懂事、玩笑開過頭」。我們絕對不能輕忽這些看似獨立的個別事件背後的結構性因素,即使是高中生也不例外,族群平等和歷史正義是普世價值,應該以不同年齡層所能理解的方式從小做起。

那種看似戲謔的語言行為和態度的深層,極可能是一種去真實化的歷史視角,任何歷史事實和害災難都將可成為戲擬的對象,其嚴肅性和真實性也因次被否認。即便時至今日,在台灣不都還有一股力量在輕描淡寫、否認或美化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時期的屠殺和人權迫害,把轉型正義工程扭曲成政治鬥爭?

不使用中國用語就是文化大革命嗎?

除了中一中歧視原住民的風波之外,康軒版生物教科書因使用中國用語「土豆」,同樣成為引起熱烈關注的語言事件。教育部長答詢時指出,課本審查將不會通過。但藍營人士強烈抨擊台灣現在在搞「文化大革命」。

台灣如何應對中國語彙的流行或「入侵」,可以是討論的公共議題,把「文化大革命」扣在主張要謹慎面對的人身上,顯然是刻意操弄和扭曲詞語指涉的意義和歷史事實;這些人差不多就和時至今日依舊在神話兩蔣的是同一批人。

康軒的風波引起關注,但事實上在我們的日常生中,中國用語早已透過各種傳播管道(主要是社群媒體和影視產品),大量滲透到台灣社會。「考研」、「拼搏」、「信息」、「積累」、「接地氣」……中國用語似乎已到了無所不在的程度。

有些人主張應該平常心看待文化上交流,而且中國和台灣彼此之間又存在深遠的淵源。語言文化的本質就現實面來說都是混雜的,但這不表示語言文化可能脫離政治和經濟權力。

台灣面對的是一個一直對我們有併吞野心的國家,在軍事、經濟、政治、外交各方面都未曾停止對台灣的滲透、干預和壓迫,媒體、教育、學術和文化更是滲透和認知作戰的重點。招待台灣學校到中國參訪,藉機宣傳中共當局的官方教條,連鄉里基層和宗教團體互動,也都早已是中共當局積極的統戰滲透的管道。

明眼人也都看得出來,台灣內部的「反反滲透」勢力現今更著力於「疑美」、「反美」和「反戰」,他們不敢明說自己是中國政府的協力者,但是他們的言論和立場無一不符合中國侵台的動機和野心。

審視仇恨語言與政治

語言不單純是語言,語言會被用來掩飾真相、表現仇恨、傷害和踐踏特定對象的人格和人權,言論自由當然就不應該無限上綱。筆者不太清楚中一中的學生是不是真心悔改,當我們在推動十八歲公民權和青少年基本人權的同時,即使是中學生也應該清楚體認,權利的另一面是相對應的責任。

近年來台灣社會的語言文化有漸趨偏激的傾向,部分名嘴和政治人物要負最大的責任。志在總統大位的郭台銘在講核能的時候,要投民進黨的人得肺癌。近日和郭台銘黏得很緊的朱學恒就經常公然暴力威脅立場不同者,用「塔綠斑」這種羞辱性的詞語形容民進黨支持者。

急於在國民黨陣營出頭的徐巧芯的發言向來都是仇恨值爆表,她公開以「塔綠班」這種標籤羞辱民進黨支持者,誓言對民進黨「趕盡殺絕」,「神擋殺神,佛擋殺佛」。這些語言暴力恐怕不是「失言」所能解釋,而是有特定的政治動機、意圖和效應。

話說仇恨政治的推手除了徐巧芯、朱學恆、三句不離生殖器的館長之流,最大的推手當屬柯文哲,稱之為「仇恨製造大師」一點都不為過。柯文哲從政以來總是把「我講話就這樣,不喜歡是你的事」掛在嘴上,看似率直,事實上是完美複製了霸凌者慣有的姿態,永遠都是別人誤解他,都是別人斷章取義。

筆者實在不想細數柯文哲仇恨語言的紀錄,以免讀者身又傷神。柯文哲存在的目的似乎就是鬥爭民進黨,他指控蔡英文總統身邊的人都貪污,事後說只是玩笑話,沒有道歉也沒有悔意。反倒是台北市在他主政期間,公務員因貪瀆被移送或起訴人數全國縣市之冠,施政成績也穩坐墊底。

這些仇恨政治推手們的仇恨語言、沒有根據、看似荒腔走板的言行,都是精打細算的操作,而且是最省錢的操作。當事人還在拼命澄清,但謊言、似是而非的「類事實」的仇恨效應已經擴散。

令人憂心的是,柯文哲這樣的言行無損於他在年輕族群的支持度。這樣的現象是否反映年輕族群對於仇恨語言和政治的無知與無感,或是柯文哲根本就是他們內心世界的投射,這樣的趨勢是否漸漸成為當前民粹主義政治動員的主流模式,非常值得台灣社會關注。

我們要建立什麼樣的語言文化與政治?

台灣政媒有類似上述的這些仇恨製造師,學術界有以左派學者光環掩飾投降主義,外部還有像龍應台這樣假掰的大中國主義文化人,台灣人如果再對本文討論的語言文化與政治的方方面面繼續無感,中國將可以用最省錢、代價最低的方式顛覆台灣的民主體制並且最終佔領台灣,這樣的災難將不會太遙遠。

仇恨語言的殺傷力在於它寄生在民主體制應許的言論自由,但是同時又超出理性溝通和辯論,我們甚至可以說仇恨語言就是一種拒絕溝通和理解的姿態,更別說是平等對待、感同身受或任何情感互動。

然而,任何對於言論自由的限制都必須小心謹慎,即便是以性別和族群平等為名的「政治正確」,都還是有可能被誤用或濫用,帶來更多的不寬容甚至壓迫。

台灣的民主體制得來不易,並非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我們除了必須深刻理解言論自由的限度之外,需要有更多台灣人從自己的日常做起,不論是在家庭、學校、工作場所、大眾運輸工具、咖啡廳等等,都更細心面對自己所說和所聽的話語,更重視他人的感受,更重要的是,採取實際行動拒絕、唾棄那些仇恨製造師。

作者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不務正業,致力跨越學術藩籬,畢生最大夢想是臺灣人成為有知識、正義感和寬闊世界觀的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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