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運動 工商社論》主計長說的對，貧富不均政府責任大
主計長朱澤民日前於立法院指出，所得分配不均，人民貧窮感愈來愈深，政府責任大，政府要加快採用各種財政及社福措施，來改善所得分配。這話說得非常對，因為當市場分配不均時，只有政府運用重分配政策，才能讓社會趨於穩定。
在市場法則下，GDP有多少要分配給受僱者，有多少要分配給股東、有多少要做為企業的收益，悉數由市場決定，這是第一次分配。由GDP所得面的資料，即可看出分配的情況，根據國民所得統計，1990年代初期（1990～1995）GDP這個果實逾半數分配給受僱人員，這是經濟成長果實全民共享的年代。不過，2000年以來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率每況愈下，2021年已降至43.0％的歷年最低，這說明上班族已逐漸無法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這是總體資料，體現到個體就是薪資成長緩慢，人民的貧窮感加深。
依主計總處的資料，1982～2001年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率為49.3％，2012～2021年已降至44.6％，而分配到營業盈餘的比重則由1982～1991年的30.7％，升至2012～2021年的34.2％，這個長期趨勢說明我國的第一次所得分配日趨不均，這是市場法則之下，逐利經濟所帶來的分配，在分享GDP果實這件事上，員工已愈來愈不如股東。
那麼，政府如何修正這第一次分配？長期而言，自應從教育著手，給予窮困的子弟更多的教育機會，以打破貧窮循環，惟短期而言，則應運用租稅、社福政策來進行第二次分配，也就是一方面讓有錢人多繳些稅，另一方面給予窮人更多補助。其實，這也就是老子所言：「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經此重分配，貧富不均自然就會改善一些。
自1990年以來，政府所進行的第二次分配有讓貧富差距縮小嗎？可以這麼說，政府年年都在進行重分配，但由於第一次分配，也就是市場分配的所得不均持續升高，以致二次分配之後並未收歛。依據「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在家戶面，五等分位所得差距由1991年4.97倍升至去年的6.15倍，而個人面也由2000年的5.3倍升至2022年的6.2倍，持續擴大之中。何以經過租稅、社福的重分配，所得差距還繼續升高，這說明政府的政策力道仍弱，也就是朱主計長所言，在這件事上政府責任大。對此，我們有以下三點建言：
第一、參考美、歐、日，找出第一次分配不均的原因：第一次分配雖然是由市場主導，然而制度的設計仍會影響分配的結果，台灣30多年來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率由50％降至43％，同期間美、日、德、法仍在50％以上，以2022年而言，德國此一比率為52.1％、法國52.4％、美國52.2％、日本2021年是52.6％。何以他們會有逾半的GDP果實分給受僱者，我們卻辦不到，這必須好好研究，第一次分配的不均若未加以改善，第二次分配就算用盡九牛二虎之力，也難期有成。
第二、檢視租稅、社福效果，調和第二次分配不均的制度：第二次分配是循賦稅、社福政策，然而實施的結果，社福效果極大，租稅效果極微，以去年為例，家戶面原始五等分位所得差距是7.5倍，租稅改善了0.15倍，社福改善了1.19倍，重分配之後的差距降至6.15倍。值得注意的是，社福效果是租稅效果的八倍，由此可知，二次分配幾乎全靠社福政策，2016～2023年社福預算已從4,600億升至7,130億，預算規模急速擴大，在稅收超徵財政寬裕的年代，尚無大礙，一旦國庫空虛，問題就來了。二次分配若要可長可久，現行的社福與租稅的力道必須調和一下才行。
第三、精進分配面統計，五等分位已經鈍化：前世貿組織（WTO）秘書長拉米（Pascal Lamy）說：「今天更好的統計，將有助於明天更好的政策。」任何決策都需要更詳實的數字，所得分配亦然，政府長期以來所研編的五等分位，其最高所得族群只是位居前20％的家庭，多數仍屬中產家庭，而非金字塔頂端的高所得者，然近年的變化多在前10％、前5％、甚至前1％，以五等分位觀察台灣所得分配，已然鈍化，如此怎能協助政府訂定更好的政策？此理甚明。
我們認為，朱主計長在立法院強調「政府責任大」的談話，顯示出一位閣員的擔當，尤其書面報告詳盡充實，統計資料羅列有序，沒有迴避任何問題，相當值得肯定，至盼主計長能在明年5月任期結束前，就所得分配政策、統計多方檢視，再提因應方案，如此政府改善所得分配的政策，方能行穩致遠。
